总统班底

每开一门新课或者来一位新老师，破冰时期必问的问题肯定有：谁以后想成为记者？如果记忆还算正确，不管是坚定举起来的手还是四下张望过形势之后再举起来的手都是以可怕的速度逐年递减的。比较悲惨的是，到了今年我终于也成为了东张西望不敢直视提问者最后还是决定把手藏在桌子下面的大军当中的一员——不过我发誓我也可以在回答“谁以后完全不想成为记者？”的时候做出同样的举动。没错，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变成了一枚不折不扣的骑墙派。并为此感到羞耻。诚然，在作为新闻学人过去两年（或者严格来说一年）里，总是有太多发现现实与理论/理想不符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一多就开始怀疑，怀疑一多就开始动摇，动摇久了必然要放弃。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这大概是半途而废的新闻学人最常用的解释自己为什么放弃所谓“新闻理想”的表达了。说真的，的确很给力，给力到可以藏下无数真正的缘由，譬如记者没地位，譬如记者吃力不讨好，譬如记者没钱赚，譬如记者不稳定。当然以上的任何一条都不如基于不可抗力的“新闻自由”来的掷地有声，仿佛还带着深深惋惜与无奈来作绕梁余韵，莫敢不从。所谓新闻自由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归因呢？只需看撇除这个冠冕堂皇的大罩子之后，我还敢不敢说我想做记者。《总统班底》的故事所发生的时代，《华盛顿邮报》记者Carl Bernstein和Bob Woodward揭露水门事件的70年代从来被认为是新闻史上一个无可复加的光辉岁月。本学期第一节新闻报道理论与技巧课（TT）上，Mark就说，所有新闻学院的课上都会提到它，因为这是对美国曾经新闻自由的最好注脚，也是坚定学生就业信心的最劲强心针。水门事件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广告词一度是：这是一份能帮副总统找到工作的报纸。简直不能再拉风一点了。当片中Ben Bradlee在报道出街前一天在院子里对Bernstein和Woodward说：“Nothing's riding on this, except the First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mayb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没有什么在此之上，除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新闻自由，可能也因此保障了美国的未来）”其让人血脉贲张的能力不亚于在《十二怒汉》里听到Henry Fonda说（不是原话）美国司法制度最神圣的一条就是一旦陪审团不能达成一致就不能判一个人死刑，也是美国如此强大的原因。但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现在依旧存在，可是水门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同等分量的可以撼动all president'e men的报道——别说拉链门。911之后，美国政府虽不像我天朝一样成立新闻媒体监察部门对新闻报道进行审查，却以一种更潜移默化的方式，将他们愿意看到的报道方式植入媒体脑中最终令其放下尖刻的笔和摄影机。上周，《南华早报》的财经版资深编辑Kenneth Howe来做TT的客席讲师，当中讲到一个他在《旧金山纪事报》时揭露某银行大班亏空公款的故事。我惊奇的发现，他所描述的如何确认信息来源，如何确保自己不受报道所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伤害的过程与《总统班底》中Bernstein对水门报道进行最后确认的方式如出一辙：以各种虚拟语气向专业人员求助，然后以“如果我说的是错的就在N秒内打断我”的tricky方式来求证。然，Kenneth对报道出街的期待全然不似电影中的Bernstein来的热切，甚至乎我隐隐觉得同样在得到隐喻的肯定的答复后Kenneth的欣喜是来自自身安全的保障，而Bernstein却是源于真正作为调查记者揭露出一件惊天秘闻的快感。的确，Kenneth之后也说，在写这类报道时候，editor就不是你的最好朋友了，因为他们总是会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推你和报道出去以追求销量和社会反响，但最后万一惹麻烦了却不甚关他们的事，所以在这时记者需要自己衡量利弊，是push还是pull。且，电影对于人物和事件总是会做出艺术化的处理——譬如新闻从业者角度看，我不认为Bernstein和Woodward在每一次调查采访时都严格按照新闻人守则所说第一时间自报家门居然还能得到被访者的全力支持。当年BW二人的真实心理反应早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即使在完备的制度下，依然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不被保护到的暗涌，于是仍旧是个人在选择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所以，为什么要做？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要写作》里提到新闻记者是被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中心意识所推动的。很尖刻，但是亦没有错——Kenneth也说几乎所有杰出的记者都是抱着一颗不切实际的想要拯救世界的心而投入的工作。仔细想想，原本所设想的从天灾战事中以文字语言的力量教化大众、惩恶扬善，不是那种无可救药的英雄主义精神却又是什么。当然你从来也应该知道“英雄”不是一个太过现实的词汇。不够现实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只是他们不会那么容易顶着棱角生存——你做的很好，但是万人却拿着十架在摇愿钉起你焚烧。昨天翻看旧邮件记录，才发现原来两年前的我居然对陌生人也滔滔不绝过我的“新闻理想”，热烈到简直要灼伤我今天日益冰凉的眼睛。那时候的我竟然那么坚定地相信，即使大气候并不乐观，但是“永远的忍耐，永远不出来，世界将依然不变改，只会让更多罪名埋没爱”。所以，做还是不做？也许还是需要想起一下初时的雄心壮志，但愿总是能“不愧面对，出发时热血之躯”。

《总统班底》的结尾，打字机噼啪作响，字幕一行行打出后续政治后果。34岁的我看着这个镜头，突然意识到这部1976年的电影豆瓣8.0分（3.9万人评价）——这个分数在如今虚高的影评生态里或许显得“不够惊艳”，但专业评审给了它四座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改编剧本、艺术指导、音效），说明学院派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电影。我厌恶那些把水门事件拍成英雄赞歌的套路，但帕库拉偏不。整部电影里没有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总统的画面，甚至没有一句直接批判的台词。有的只是两个记者在图书馆查借阅记录、在昏暗走廊打电话、在咖啡馆核对笔记——这些琐碎到令人窒息的细节，恰恰是新闻过程的全部。罗伯特·雷德福和达斯汀·霍夫曼的表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双雄”，他们不断争论、迟疑、互相怀疑，甚至因为消息源的可信度而吵到面红耳赤。这种不体面反而更真实：真相从来不是由伟人提着灯笼照亮的，而是由一群焦虑、失眠、被上司催稿的普通人像拆炸弹一样小心翼翼地解开的。它确实克制，但克制不等于温吞。当伍德沃德在停车场与“深喉”会面，背景音只有风声和脚步，那种悬疑感不输任何惊悚片。马丁·鲍尔萨姆饰演的主编在电话里低声警告“如果你们搞错了，我们都会破产”——这句台词至今让我脊背发凉：新闻调查的成本从来不是好奇心，而是职业生涯的赌注。最让我感慨的是观众反馈里提到“结尾打字机声极具力量感”。的确，在社交媒体和24小时新闻狂欢的今天，我们早已忘记真相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那些键盘侠们敲出的“真相”背后没有编辑核实，没有法律风险，没有深夜翻垃圾桶的艰辛。而《总统班底》里的打字机声，像心脏起搏器一样，一下一下给民主制度输血。有人说这电影过于理想化——现实中记者哪有那么正义？但奥威尔说，新闻自由就是让人民听到不受权力支配的事实。这部电影用近乎执拗的纪实手法告诉我们：即使理想主义会犯错误，即使“深喉”可能抱着私人动机，但系统的制衡——独立的媒体、专业的调查、公共的知情权——依然是防止权力腐烂的唯一防腐剂。五十年过去，水门事件已经成了政治猜忌的代名词，但《总统班底》提醒我们：那场丑闻的关键不是阴谋，是有人真的去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