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湾的笑声

辛辣的讽刺 辛酸的笑——也评《月亮湾的笑声》范达明一部我国的“时事讽刺剧”或“政治讽刺剧”一些影评家（如梅朵、王云缦）都说《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喜剧片”i。应该说，总的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又说得不够具体，或是话说到口却未说透，所以，我想凑合另说上几句。梅朵或王云缦指出了《月亮湾的笑声》作为喜剧有它“深刻”性与“思索”性的地方，很对；而喜剧一旦如此，就必然要带有悲剧性与讽刺性。梅朵的文章也讲到了“带泪”与“讽刺”的问题，并把《月亮湾的笑声》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与《摩登时代》相比拟，也是发人深省的。联想到卓别林有一部目前正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叫《查理•卓别林时事讽刺剧》的，我认为，《月亮湾的笑声》就可以说是这样一部我国的“时事讽刺剧”或“政治讽刺剧”。它带有所谓“活报剧”的性质。不过它不是那种过去街头演出的讽刺时事、图解政策的杂耍式的粗陋“活报剧”，而具有一种高级的精湛入微的性质。有人会说，讽刺剧就是喜剧的一种，这是两个相连的概念。但是我认为，这里说《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讽刺剧要比说喜剧准确得多。当我未看影片时，我就读了梅朵的那篇影评。当时我十分纳闷：怎么把一部中国农村片（报刊宣传的所谓上影“三部农村片”云云）去与卓别林的洋玩意相比呢？但是当我一看影片，就觉得梅朵的比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其实，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与《摩登时代》也都是“时事讽刺剧”，《月亮湾的笑声》也是。只不过《月亮湾的笑声》不如《大独裁者》那样直接讽刺政治“大人物”罢了。确切地说，它更类似《摩登时代》：《摩登时代》讽刺了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在城市与工业社会的典型表现——人的异化；《月亮湾的笑声》则讽刺了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在农村与农业社会的典型表现——人的浮沉！《月亮湾的笑声》辛辣讽刺的对象——这是影片中无形而处处在的一个最大敌人——就是“政治”！《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反“政治”的政治影片。它是一部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了的今天政治（经济）立场上去直接反对“四人帮”的罪恶政治，特别是罪恶的农村政治的政治讽刺片！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影片通过庆亮与冒富两老攀亲家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展开的是一幅近六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风俗的图画，但是把影片简单地归结为“农村片”或“农村喜剧片”之肤浅，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影片辛辣讽刺与着力抨击的直接对象那么，影片辛辣讽刺与抨击的这个“丑”的审美主角、这个“四人帮”罪恶政治的化身是谁呢？是那个手执军用裤腰带、把冒富赶到“地富分子”那墙角边去的民兵营长吗？是那个三次给冒富写报道拍照片的记者吗？是那个两次为女儿退婚、从而由亲家变为冤家的庆亮吗？都不是。影片编导有他们自己堪称大智大睿的政治境界与胆识。在编导看来，这些一度执行与顺应“四人帮”政治下的农村政策的具体人物，也是值得同情与可怜的在政治上同样麻木不仁（因麻木而不仁）的小人物。一方面，他们多少压迫与欺负了像冒富这样的勤劳一辈子的农村最下层的典型的中国式的老农，一方面，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罪恶政治下的一种工具与牺牲品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同意梅朵文章中认为应当也把讽刺矛头更多地对准那个“风派记者”的说法。影片目前对那个确是“风派记者”的处理还是适当的，否则打击面就会太宽——在我们这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当时又有哪一个在新闻机关干事的人能够完全避免不随风倒、不受“政治”染指呢？否则傅彬（影片《苦恼人的笑》主人公）就不会“苦恼”，就不会生平第一次去撒谎骗取病假单了。像《法庭内外》那样，把讽刺矛头过多地集中在那个其实也是很可怜的“抬轿子”的林秘书身上，我总觉得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四人帮”罪恶政治的化身是谁呢？可以说，在影片中，它没有物化为人，而是物化为物——即名为《江南日报》的那张报纸。影片中，这张《江南日报》所出现的两期，全是胡编乱造，充满了虚伪与欺骗——先是把尚未“暴发”的冒富，硬是配上别人家的收音机与缝纫机，拍照登出，以示其富，作为狠批林彪“国富民穷论”的反证；再是把明明是自尽其力、自食其“橘”的冒富，硬是横加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吓人罪名，在头版头条登出专论，以作为他们“大批资本主义”的活靶子。在这张报纸眼里，在两年内干着同样劳动的同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人民英雄捧上讲台，又可以一下子成为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阶级敌人而赶入牛棚！显然，这张出尔反尔、肆意鱼肉善良百姓、挂着党的招牌却毫无党性原则的报纸，就是影片辛辣讽刺与着力抨击的直接对象。“报，我才不听报上的呢！”影片通过冒富这一发自肺腑的朴实而真切的语言，集中地道出了广大人民对“四人帮”政治的无比厌恶与愤慨的心声，也引起了广大观众政治感情的强烈共鸣。它使我们看清了“四人帮”的政治及其喉舌的“党报”曾经堕落到了何等丑名昭著、不得人心的地步！冒富的人物形象与典型意义影片是把老农冒富在“四人帮”这种罪恶政治下朝令夕改的农村政策带来他个人命运的折腾与沉浮的悲剧，作为贯串全片戏剧冲突的主要方面来表现的。显然，把冒富这个影片中具体出现的真正主人公，像影评家梅朵、王云缦那样简单地视为一个喜剧形象，我实在不敢苟同。固然，在冒富的形象中也有使我们发笑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有着喜剧因素的滑稽成分。但是像冒富这样一个被政治愚弄的纯朴老农为我们带来的笑，是同情与共鸣的笑、可怜与可亲的笑，即含泪的笑、辛酸的笑。这种笑与对“四人帮”罪恶政治与政策的痛恨与嘲笑绝不一致。即令是冒富被当作“四人帮”政策的活典型，在四处巡回做“批林批孔”报告时，影片都没有把批判与讥讽的矛头对准他，我们仍然觉得他是那么可亲可爱。因为每个有那段经历的观众都记忆犹新：当初可以说整个中国一代人都有着如冒富那样的受政治愚弄的可悲命运。我们对冒富只觉得感叹与哀怜，为他深受“四人帮”的冤屈而辛酸与悲愤！显然，在冒富的人物命运中更多的倒是悲剧性的因素，因此，与其说冒富是个喜剧形象，倒不如说他是个悲剧形象，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形象，至多也是个悲喜剧形象。影片塑造的冒富这个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艺术典型意义，是影片《月亮湾的笑声》的最高成就。在冒富身上，不但体现了十年内乱中整个中国劳动农民的本质，而且几乎是概括了整个一代中国人的特征，其中的某些意义，甚至超出了十年内乱的历史期限。这个形象的成功，除了编导的构思，应归功于演员张雁的高度表演才能。关于喜剧人物庆亮影片真正典型的喜剧人物是庆亮，他是观众直接而集中发笑的审美目标。影片温和地嘲笑了这个肚里既喝点墨水也灌满黄汤的见风使舵的丑角形象。他是一枝敏感的水银柱——随“四人帮”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升降，以决定自家与冒富家的亲疏关系，时为亲家，时为冤家，使两家子女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涂上了一层政治恋爱政治婚姻的滑稽色彩。影片塑造这个喜剧人物的矛头所向，还是在“四人帮”的罪恶政治与政策上。从“笑”到“笑声”两年前的1979年，上影成功地搞了一部也是充满政治讽喻色彩的影片《苦恼人的笑》，那部影片的悲剧性还要深沉些。从“苦恼人”到“月亮湾”，从“笑”到“笑声”，表明上影的电影创作家们的眼光已不局限于体察城市知识分子在那个年月的痛苦思索与彷徨上面，而是投射到更广阔的下层百姓，看到了芸芸众生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命运的沉浮。因此，当月亮湾人得到了今天的解放，那就不只是单个人物的内心喜悦的无声的“笑”，而是融会成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朗朗的“笑声”了。《苦恼人的笑》与《月亮湾的笑声》题材与主人公不同，它们被准确地采用了各不相同的、各得其所的电影表现手段与美学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此，不要认为我这个上海人的家乡观念的偏爱，事实上，在全国大小电影制片厂中，上影确实走在前列；他们得到表彰是当之无愧的。                                    1981年8月6日写于Y.C.2005年9月3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影片信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彩色故事片（9本，1981年）编剧：金海涛、方义华导演：徐苏灵摄影：张 珥作曲：徐景新主演：张雁（江冒富）、仲星火（庆亮）、顾玉琴（兰花）、寇振海（贵根）、谈鹏飞（德山）、欧阳儒秋（兰花妈）、冯广泉（记者）、朱莎（余二婶）i 参见梅朵写的《一部深刻的喜剧》，载北京《大众电影》1981年5月号；王云缦写的《笑声后的思索》，载贵阳《电影评介》1981年5月号。  

豆瓣7.8，9285人打出这个分数，但我觉得真实分应该更高——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荒唐，就会懂《月亮湾的笑声》有多敢拍。张雁演的江冒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就因为种果树比别人多赚了点钱，就被拉出来当“走资派”批斗，连儿子谈对象都黄了。最讽刺的是，风向一变，他又被树成“致富典型”，结果没过几天又被打回原形。庆亮那个老头，娶媳妇的承诺翻来覆去，像极了政策过山车。这电影上映五个月观众就3300万人次，说明什么？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张雁凭这个角色拿了第2届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实至名归——他那个眼神，从笑到苦笑，再到麻木，最后重新露出天真，简直就是时代缩影。但我觉得更牛的是，它没把农民拍成脸谱化的受害者，比如江冒富被斗时还惦记着果树，真实得让人想哭。现在的农村题材大多在唱赞歌，可真正的历史需要这样的切片。哪怕你不了解那段历史，光看一个老爹为了儿子婚事被反复折腾，也能笑中带泪。这才叫好电影——不装，不躲，只说实话。